來自紐約的艾默森弦樂四重奏（Emerson String Quartet）為他們六月底在香港大學的演出，選了布列頓弦樂四重奏第三。今年恰逢這位英國作曲家誕辰一百週年，也碰巧，新入團的大提琴家Paul Watkins來自英國，是布列頓同鄉。

“不止因為Paul是英國人啦，更因為他和我們一樣，喜歡布列頓的音樂。”小提琴手Philip Setzer笑道。更巧的是，今年五月剛退出艾默森的大提琴手David Finckel曾拜在俄羅斯大提琴家羅斯特波維奇門下，而羅老是布列頓好友，曾首演過不少這英國人的曲目。

因緣巧妙美妙關聯

“有時候不得不相信因緣際會的巧妙。”艾默森創團成員、小提琴手Eugene Drucker說。的確，若二戰時他那身為小提琴家的父親沒有從德國逃至美國，Eugene怕不會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的紐約茱莉亞音樂學院遇見Philip吧。

“我們第一次見面在Alice Tully Hall（紐約林肯中心室內樂演奏廳）。”Eugene說。而且，負責建造港大這座音樂廳的建築師，也參與了Tully Hall幾年前的翻新工程。“你看，又是一重美妙的關聯。”Philip似乎從意大利籍媽媽那兒繼承了地中海畔樂天積極的脾性，總能從尋常中找出些感人因子。

相比，Eugene則內斂沉靜得多，這從他講述二戰猶太音樂家的小說《拯救者》（The Savior）中也可窺得一二。不想，這性格迥異的兩人，在茱莉亞讀書時同拜在小提琴家Shumsky門下，且在學校樂團中搭檔演出。

當時，學校有一門四重奏課程，師出同門的Eugene和Philip自然成了搭檔，組合中還有Shumsky另一位學生演奏中提琴。翌年（一九七七年），中提琴手退出，二十三歲的Lawrence Dutton頂替。兩年後，三人邀來型格大提琴手David Finckel加入，這以美國哲學家艾默森命名的弦樂四重奏漸漸有了模樣。

“我們一起學習的第一首曲目是巴托克第二小提琴協奏曲。”Eugene說：“這曲子到現在依然是我的最愛之一。”一九九○年，他們與DG唱片公司合作灌錄的巴托克全六首弦樂四重奏，獲得第三十二屆格林美獎“最佳古典唱片錄音”和“最佳室樂演奏”兩項褒賞。

上佳詮釋多番奪獎

除巴托克這張碟，他們亦曾憑藉對貝多芬和孟德爾遜等人四重奏的上佳詮釋，捧回八座格林美獎和三座留聲機獎。最近一次格林美是二○一○年與DG合作的《親密信件》，揀選兩位捷克作曲家Janacek和Martinu三首四重奏。應了專輯名，其中親暱又個性十足的旋律像極四人的私密對話。

“我想，艾默森之所以能維繫三十多年的原因之一，是這些精彩的曲目。”中提琴手Lawrence年輕時曾離開加州某搖滾樂隊，千里迢迢去到紐約入讀茱莉亞。當大多數音樂學院的年輕人都憧憬成為獨奏家時，二十多歲的Lawrence已然鍾情室樂，不知是否“夾band”習慣在作怪。

“現在看來，我們好像更聰明哦。”Philip說：“貝多芬只寫了一首小提琴協奏曲，卻有十六首弦樂四重奏。”在Philip看來，貝多芬對古典音樂演奏者來說，恰若莎士比亞之於後世劇作家。“那貝多芬算不算你們最喜歡的作曲家？”記者好奇問。Lawrence一笑，說：“當我們演奏貝多芬時，他是我們最喜歡的；演奏舒伯特，他又成了我們的最愛。”

四人最後一次合作舒伯特，在今年五月華盛頓的告別音樂會。說“告別”也不盡然，只是大提琴手David退出，馀下三人依舊堅守，並邀來Paul Watkins同行。那次他們選了舒伯特大提琴五重奏，奏畢，David將印有ESQ（指代Emerson String Quartet）字樣的紅色棒球帽戴在Paul頭上。“因為David的離開，我們曾經考慮過解散。”Philip說：“但好在Paul及時到來。”

音色改變意味重生

像極了新近上映的電影《濃情四重奏》（A Late Quartet）不是嗎？可Eugene說不：“電影中的大提琴家因為得了帕金森症被迫退出，而David是自願的。”

“很多四重奏無法長久存在的原因，是團員被綁得太緊。”Philip說他們三人都尊重David的選擇，而且團員在過往三十多年裡往往互相鼓勵，“要與他人合作，要做其他事情”。

Philip與David夫婦的三重奏新近灌錄了德伏扎克的作品，Lawrence不時與紐約爵士樂手合作，Eugene小說《拯救者》中文版兩年前由內地出版社發行。

至於現任英國室樂團總監、又常以獨奏家身份巡演的Paul，他樂意加入的原因，一是從小聽艾默森的唱片，二來覺得Philip、Eugene和Lawrence三人“都是幽默的傢伙” 。“我喜歡在輕鬆氛圍里工作。”Paul說：“比如排練或演出後大家一起喝杯咖啡什麼的。”就像當年Philip父親所在的四重奏通常去他家裡排練，因為大家都想在排練後嘗嘗Philip媽媽手造的意麵。

“Paul來到後，艾默森的音色一定會改變。”Philip說：“說不定這對我們四個來說，都意味某種重生。”

　　若將貝多芬全部十六首弦樂四重奏分作早、中、晚三個階段，那麼中期作品通常是指“拉佐莫夫斯基”三首（op.59）、降E大調的“豎琴”（op.74）和f小調的“嚴肅”。

創作這五首作品時，貝多芬正步入中年，在音樂表達上已然擺脫了早期作品中海頓和莫扎特的影子，轉入某種極盡張揚熱烈的浪漫主義情景中，尤以“拉佐莫夫斯基”系列第一首和第三首的後兩個樂章間的比對最為明顯。

比對明顯演繹出色

以艾默森四重奏六月三十日在港大李兆基會議中心大會堂（該音樂廳年初落成，個人感覺音效好過文化中心音樂廳）演出的第一首為例，其第三樂章被標示為“既慢又憂鬱”，第四樂章旋即轉入以俄羅斯民歌為主題的快板，期間並不附帶任何情緒上的鋪墊。似乎觀眾尚未從慢板樂章憂鬱且意味深長的撥弦中緩過神來，便不由分說被拖入另一重歡慶熱烈的氛圍中。那日艾默森四人演奏時，也特別在音色上強調了這兩樂章間立意和聲勢的分別——第三樂章的撥弦是小心翼翼的，第四樂章大提琴和小提琴的對話又盡可能地澎湃甚至亢奮，或也暗合了貝多芬旋律中大開大合的特徵。

尤其令筆者感覺驚喜的，是上半場第一首海頓G小調四重奏（op.20）。這是海頓四十歲那年完成的作品，共分四個樂章。和很多人一樣，步入不惑之年的海頓經歷了一場“中年危機”，覺得自己已然習慣於某種養尊處優的生活（他當時擔任匈牙利Esterhazy親王的音樂總監），音樂中那些敏銳的棱角似已被日復一日的讚美（“親王對我的所有作品都很滿意”）和優渥的物質生活漸漸磨平。四十歲的他，開始醞釀一場至關重要的改變，將自己從某種“與世隔絕”的禁錮中解放出來。

“解放”的方式是“質疑”，懷疑自己此前寫下的那些旋律會不會太過抒情甜美。於是，在這首名叫“太陽”（雖然旋律演進中很難聽出任何“太陽”的樣子）的四重奏中，作曲家加入了一些暗色，好像出其不意的一個挑釁眼神兒——誰說“海頓老爹”只會寫鄉間舞曲？就像艾默森四重奏小提琴手Philip Setzer形容這曲子時說的：“很黑暗，甚至有些像貝多芬晚期的曲目。”

激情澎湃神采飛揚

艾默森四重奏演奏此曲時，並未依循中規中矩的路數，反而用了大量自由速度，在慢板中留出迴旋馀地，且最末樂章聽上去異常激情有神采。最能體現這首四重奏內斂自省風味的第三樂章中，當小提琴漂浮在大提琴悠緩低啞的傾訴上，似乎整個音樂廳也飽浸在一種久別重逢的感傷中。不得不說，四人在刻畫這曲目的情緒時，做到了有理有節又不失灑脫。

當日音樂會章節間有觀眾莫名鼓掌，演奏期間觀眾席中也有些許足以乾擾音樂表達的響動，不過艾默森四人並不介懷，加演一首“拉佐莫夫斯基”第三的最末樂章，電光石火，聽來?實過癮。Lawrence說四重奏演奏並不能以“blend”（融合）與否來釐定優劣，關鍵看演奏者如何將那些和聲和樂器間轉換唱和的自由呈現出來。“樂器間的張力和對話才是最美妙的。”

統觀全場，筆者?實見到如Lawrence所說的對話之美妙。或許，四重奏要想發展出真正屬於自己的聲音，恐怕要像艾默森一樣磨合數十年。不論鮑羅丁抑或阿瑪迪烏斯，莫不如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