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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報 Ming Pao

音樂. 文學. 一切
光華中心前主任胡晴舫×作家馬家輝
3 MAR 2019

20190303 MingPao

二○一九年,三月九號十號,香港大學、光華新聞文化中心,與台灣愛樂(Taiwan Philharmonic)將合作,讓文學與音樂,在香港大學交融、對話。而在這之前,馬家輝與胡晴舫,兩把聲音,兩個主角、老友,將腳步先行延展到了荔枝角道七十九號、二手書店「我的書房」,見面、淘書、談天說地。當咖啡的香氣將舊書積攢的層層人味裹挾吞吃,話題便自此展開,關於音樂與星空,關於文學與人世,亦關於土地上的紛爭,與曖昧。

馬:馬家輝  胡:胡晴舫

文學×音樂
:在台灣,這樣的演出已經舉行了幾年,每一年都是作家跟音樂家的合作、朗讀。香港參與的作家,前年是林奕華,去年是我。這件事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挑戰,我的普通話不標準。可是我也接受了這個挑戰。在香港練習的時候,我還特地找了一個做劇場的朋友,倪秉郎,來給我做指導。

音樂家們都非常專業,對於文字要表達的氣氛、怎樣配合音樂段落,以及要怎樣把選曲很準確的演繹出來,他們的專業精神讓我很感動,我當然就加倍的努力。

而今年與去年相比,音樂選段是一樣的。策劃焦元溥說,我這個部分他選一些有東方情調的古典音樂,比方說拉威爾《鋼琴三重奏》第三樂章和巴爾托克的《弦樂四重奏》。唯一的不一樣是,我有七段的朗讀,在台北有五段是普通話,兩段是廣東話,這次在香港剛好相反,我打算五段用廣東話朗讀,兩段用普通話,但也可能維持台北的版本。

:對我來講,我是把這次的演出當做音樂會,我本身在裏面只是提供我的聲音,當做一種樂器而已。

去年,焦元溥先生和他們的音樂總監呂紹嘉先生跟我說,他們都很喜歡《無名者》,希望能夠做這件事情。所以我當初是根據台北的觀眾可能喜歡的片段來選段,就選了《無名者》裏面比較柔情的部分,第一篇是〈話已到了唇邊〉,當初發表在香港《字花》雜誌;第二篇是〈無名的人〉,是整本書的主幹篇章;第三篇是〈人類的星空〉,是我對人類文明與文學的一個想法。台北場其實要到今年四月二十一日才正式登場,香港場搶先在香港大學演出,珍貴機緣難遇,所以我就把第一篇〈話已到了唇邊〉,改成了我寫給香港的情書,〈那片我稱之為家的燈火〉。在音樂上面,焦元溥有特別的安排。他選了兩首鋼琴獨奏,在台灣沒有演奏過。他是用這兩個曲子來特別搭配香港的這個篇章。

:我的選段特別挑了一些有對白、有動作的部分。比如第七段,男主人翁陸南才,發現他的男朋友死掉了,很生氣,去自己的房間拿起一根棍子亂打。有動作,讀的時候就可以帶出節奏感。

另外一個考量的標準,是曖昧的部分。比如第一段,〈只要不讓別人知道〉。陸南才跟另外一個「女同志」的對話,她說,很多事情都是要保守秘密啊,只要不讓別人知道。就算人家知道,其實也沒什麼不好。但,有時候甚至保守秘密更好玩。

文學×文學
:在千禧年的時候,已經有很多人說文學已死,沒有人要讀文學了。我比較年輕的時候寫過一本書叫《機械時代》。我寫了很短的故事,配上羅馬尼亞畫家的版畫,試圖在平面上做一個跨媒介的對話。文學其實不一定是文字的概念。文學其實是一種情懷,看待世界的一種方法,是人類抒情的方式。當焦元溥在安排音樂的時候,他挑的音樂,他的出發點,是因為他看了我的作品,啟發他的想法,他轉而用音樂的方式表達出來。

:當然,那取決於你對文學的定義。假如我們從基本的定義來看,文學作為一種藝術門類,終究是借文字來表現的。但倒過來說,不一定只是視覺閱讀上的文字,文字本身同樣是可以讀的。

以前,不管是在歐洲,還是中國,有錢的人都會找人來讀文章。讀,除了欣賞他講的故事以外,本身聲音的節奏、感情,再加上文字本身作為文學所創造出來的力量,整體構建起的爆發力是很強的。

說到作品,我是很認真的在對待我的小說,每次都會寫很長時間。寫作小說的過程裏面,我不能讀張愛玲,一讀我就崩潰了,會覺得張愛玲寫個兩百字,把我二十萬字都給打死了。可是呢,在寫作的過程裏面,又忍不住去翻讀張愛玲,去偷學,提醒自己,可以再深刻一些,往內心的深處再推一下吧。

現在,《龍頭鳳尾》的第二部,已經寫了十七萬字。可是又要再拿出來重新寫,從零開始。其實也是因為不甘心,心裏在想,張愛玲,或是其他了不起的作家如張大春如畢飛宇如蘇童,是如何用幾百字,就把一個那麼深刻的場景、對話、感覺、內心描述出來的?

就往這個方向寫吧,希望在今年內完成第二部,書名叫做《鴛鴦六七四》。所謂鴛鴦六七四,是指賭牌九的時候最爛的牌,這本書主要是想講人的命運。我一直認為,生命無非是苦,對任何人來說都一樣,而重點在於,你拿到爛牌,要怎樣把它打好。或者就算沒有打好,你轉過頭去想,這個爛牌其實是給我一個鍛煉的機會。所以我就用鴛鴦六七四這個牌局,來貫穿整個故事。

另外,傳說中,世界上總有一隻鴛鴦,跟我們不搭調,我們也知道、明白,可是還是要找到他,立志永遠和他在一起。生命,命運,也都是這樣,都一樣。什麼都是選擇和意志,懂得自己騙自己最重要。

:我在過去的兩年半裏面,有工作的狀况下,寫了一本小說,關於臉書文化。我一直很關切網絡怎麼改變人類的知識庫,以及如何改變人類互相溝通的方式。我個人認為這件事情會改變社會的樣貌。我跟你剛好相反,我是完全在直視時代的一個作者。

這件事情也讓我比較焦慮,直接寫自己的時代是一定容易寫錯的,時代一直在變化,距離太近的時候,會看不清楚。但我沒辦法,我蠻着迷自己身邊正在發生的事情,這也是我跟台灣其他作者不一樣的地方,我不太寫自己的事情,因為我對正在周遭發生的事情很關切。

記者:進行小說創作時,胡老師主要着眼於當下的時代,而馬老師則沉迷在香港的歷史中。在選擇材料或經驗時,是否經歷過糾結或苦惱的過程?

:我就是很自然看到一些事情,可以帶出時代感,可以讓我看到整個大時代的動蕩。我也是有一本歷史小說停在心裏面,但對我來講,它還是在處理我這個時代的生存的焦慮。

:我本來以為,我會很容易回答這個問題,就是我常說的,我欠灣仔一個故事。把以前的歷史整編,用文學、小說的方式來寫。可是寫完之後,我發現不止是這樣。

寫作《龍頭鳳尾》那兩年,香港剛好在經歷「佔中」。我都躲在書房,甚至故意不看新聞,而且我在着手寫歷史的部分,我以為我可以隔開。可是後來,寫完重看,才驚覺那個感情會滲透進去。

本來在香港是黑白不用分明的,渾沌在一起。中國人,殖民地,黑道白道,都無所謂。可是當我寫到小說裏的戰爭狀態時,便不是這麼一回事。每個人是需要表態的,到處問忠奸、分黑白,但有意思的是,又大家都暗中去做雙面人。

「佔中」之後的香港,不就是另一種「戰爭狀態」嗎?藍的黃的,中的港的,民主的反民主的,互相之間都要問你是誰我是誰,分得清楚,甚至互相無理的攻擊。這不是我熟悉跟成長的香港啊。雖然我躲在書房,原來我不自覺地,把我自己當時感受到的「戰爭狀態」,寫進了小說裏。

這就是我的回應:當下與歷史,原來不離不棄。

文化×爭鬥×自由的意志
:晴舫,你正式離開「光華」,是去年十二月?還是今年一月?

:二○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號正式離開。

:那你做到你想盡的力了嗎?做到你想做的事情了嗎?

:我當初設定的目標是,盡力讓台灣的文化能夠直接與香港的大眾溝通。我個人認為,這件事有做到。像「台灣月」,它變成一個真正的藝術節,直接面向香港的文化民眾。他們很捧場,也都很喜歡台灣的文化。

:除了「台灣月」以外,作為台灣在香港的文化推手,做各種的工作,挑戰和困難在哪裏?

:可能是,要如何讓台灣人意識到這件事情的重要性。因為台灣人在看香港的時候,可能會忽略了香港的重要性。我們常常會被「同文同種」所蒙蔽,可能對東京、紐約、巴黎,有一種異國的想像,輪到香港的時候,反而覺得太近了,沒有文化上的想像。而對於我來講,香港一直都是一個國際城市。

我當初接這個工作,心中想的是,我今天如果到東京,紐約,我要如何來做一個台灣的藝術聯結,我怎麼去找到對的觀眾。政治的確不是我的考量,而是尋找並探索文化市場。

:制度運作上面呢?因為,在香港,稍稍知道「光華」的人,都會覺得很特別。人家會找文化人、作家,來做這個位置。香港在台北也有辦事處,下面也有文化組。可是,從來不會有人提議,也不相信,香港特區政府會有這種魄力,去找一個香港作家,來做類似的崗位。

頂多,特區政府會在香港成立一個文化委員會,策劃一些「香港節」,在台灣推動。可是,一看到名單上寫着文化藝術學界的老前輩,了解到背後的人脈、政治考量與權力考量,我們就完全可以預估會發生什麼事——基本上是一個「個人派對」,每年請自己相熟的老友或不會冒犯掌權者的文化人去玩玩、坐坐,做個演講。

那麼,對於台灣政府,找文化人、作家來做這種崗位,你怎麼看?其中的利弊,或是特點,又是什麼?

:我個人認為這當然是一件好事。你的職業會決定你某種性格和判斷,當你是文化人的時候,你就會比較知道,文化觀眾需要什麼。你會有對的習慣和性格,去做對的判斷。

:可是限制呢?或是說格格不入的地方?

:只能從我個人經驗來看,首先,寫作的人本來就是格格不入的,和官僚體制的磨合勢必會很辛苦。然而,台灣文化部裏的一些同事,算是蠻耐心地對待我這個人。離開光華之後,我的規劃是回到本業——寫作。我有一些小說計劃,應該坐下來完成。

:曾經一段時間,「光華」主任的位置出缺,我跟另一個台灣作家韓良露說,她很適合。她說了一句話,對我有很大的影響。她說,家輝,到我們這個年齡、這個階段,是不能有老闆的。

她的意思,假如她做了光華主任,在官僚體制裏面將遇到種種限制和困難。但也有另外一層暗示,作為一個作家、文化人,我們有我們的特性。在我看來,自由的追求,我們一般的文化人是看得很重的。即是所謂自由的意志,或者,放肆。


胡晴舫:我的書房

家輝開車帶我去太子,在一間小飯館吃飯。整晚只有我們和另外一桌客人。空蕩蕩,安靜,家輝在椅子上舒展他的手臂,我聽得見自己的聲音,終日噪音不休的擁擠城市裏,難得放鬆的一刻。之後沿着荔枝角道,家輝說有家書店很有意思,來到一間商家,沒有霓虹招牌,僅容一人可進的門口堆滿了書,裏頭更多書,每一吋空間都盡量利用,彷彿全城的書本都相約了來到這裏。若書本是人,這裏就是東京澀谷十字路口,擠得滿滿的。我爬上二樓,樓梯也堆滿了漫畫書,還有三毛、柏楊、馬克思,這些書彼此沒有關聯,像一群陌生人站在路邊喝酒,看着我經過。我像個真正二十一世紀的人,拍了照片貼上網路,打卡在「我的書房」,所有朋友皆驚愕不已,天啊,「你的」書房長這樣。他們以為我藏書一萬冊,隨地書堆,家裏幾乎不能走動。我但願。我解釋這是一間藏身香港鬧市的二手書店,他們問我叫什麼名字,我答就是「我的書房」啊。全部人都開心了。因為,在這座寸土寸金的城市裏,每個愛書的人都暗地希望有間自己的書房,像這樣滿坑滿谷堆滿了心愛的書。家輝說,既然來了,就帶本書走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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