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報 Ming Pao

今年九月初，港大音樂系主任陳慶恩教授請我參加一個「人文巴赫」的座談會，我自覺不能勝任，因為我對於巴赫的音樂瞭解有限，更談不上有什麼獨到的心得。但聽他說也請到邵頌雄教授參加後，我就一口答應了。我讀過邵教授專門研究巴赫的《郭德堡變奏曲》的專著：《樂樂之樂》，並曾為它寫了一篇小序。這本書令我佩服得五體投地，所以答應到港大為他「站台」。陳教授作主持人，事先準備了五個問題，要我們答覆：一、巴赫的作品如何展示人文思想？二、演奏巴赫，是否需要顧及「人文精神」？三、如何欣賞巴赫的作品，並談談個人對巴赫音樂的想法和聆聽經驗；四、傳統與創新的意義究竟是什麼？五、巴赫有無「晚期風格」？這五個問題，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，不是那麼容易回答。我當場語無倫次，只好事後寫這篇文章略作補救。

那晚討論「人文巴赫」的另外一個原因，是為鋼琴家列夫席茲（Konstantin Lifschitz）在九月底的一場演奏會造勢，奏的曲目就是巴赫的《賦格的藝術》（The Art of the Fugue, Die Kunst derFugue），是作曲家逝世前不久的作品，沒有做完，所以有「晚期風格」之說，這個名詞來自文化理論家阿多諾（Theodor Adorno）研究貝多芬的晚期作品，後被薩義德（Edward Said）引伸發揮，變成一本小書。陳教授顯然有備而來，而且是針對這場演出而設。列夫席茲的演奏會，我當然不會錯過。這次經驗，卻使我一頭栽進了巴赫的音樂世界之中。

這才使我體會到自己聆聽巴赫的經驗，實在微不足道。我鍾愛的多是巴赫較著名的作品：如《無伴奏大提琴組曲》、小提琴獨奏的Toccatas 和Partitas，此外就是他的四首小提琴協奏曲，四首交響組曲，還有《聖馬太受難曲》和《B 小調彌撒曲》。記得兒時常聽到母親教學生鋼琴，彈了不少巴赫的練習曲，但出自何處，至今全忘了。這些學生實在彈得很糟，因此也影響到我對巴赫音樂的接受。不過有一次我偶然聽到一首歌曲──《聖母頌》──非常感動，就問作曲家是誰？母親對我說：曲子是法國作曲家古諾作的，但鋼琴伴奏來自巴赫，真是妙哉！

多年後才曉得原來出自巴赫的《平均律鍵盤曲》（The Well-Tempered Clavier）的第一首，於是我逐漸迷上了，並蒐集了幾位鋼琴名家錄製的唱碟。

大約在發現這兩組《鍵盤曲》的同時，我聽了顧德（Glen Gould）的《郭德堡變奏曲》，先聽到1981年他錄製的新版，後來才聽到1955 他初露頭角時錄製的初版，大為震驚，好像有兩個人、四隻手在演奏，彈的「複調」清清楚楚，從此走上不歸路。

複調與人文精神

我不會彈鋼琴，但我不自覺地悟到：巴赫的音樂其實都是「複調」的，現代鋼琴較以前的大鍵琴的功能更好，雙手彈出來的和聲更清楚，更到位。然而，它背後又含蘊了什麼「人文精神」呢？陳教授的第二個問題： 「演奏巴赫，需否顧及人文精神？」的預設答案應該是肯定的。至少列夫席茲也如是說，他在一張巴赫唱碟的解說詞中說：演奏巴赫時，他那個時代的其他藝術──如建築、修辭學、詩歌、繪畫等──統統要顧及得到，因為音樂也是文化的產物。列夫席茲又說：巴赫一生在教堂供職，因此在演奏時教堂的建築形式和裏面的風琴音色更必須考慮在內。此話印證了我的另一個聆聽巴赫的經驗：在教堂聽到風琴的音響，不論曲目是什麼，我必定想到巴赫。這可能也是一般樂迷的感受。風琴是一種「複調」的樂器，演奏家的雙手和雙腳都派上用場，腳下踩出來的聲音特別低，所以不少發燒友專門收集風琴奏出來的巴赫音樂的發燒碟。

巴赫的「複調」寫作，最常用的形式就是「對位」（Counterpoint）,與此相關的是Canon（中文譯作「卡農」，而「賦格」則是較「卡農」更自由的形式。這些都是規律，巴赫的所有作品都是依照嚴謹的音樂規律而創作的。這就連接到陳教授的第四個問題：傳統與創新，內中又分三個子題：a.於音樂的學習和創作上， 「傳統」如對位法的價值在哪裏？b. 藝術（音樂）創作要如何忠於傳統？何時得力求創新？c. 只強調忠於傳統是否就沒有創新的可能，是否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藝術品？

人文主義的立場

第一個子題是專業問題，我不夠資格回答。然而薩義德（他既是文化理論的知名學者，又懂音樂，而且彈得一首好鋼琴）卻從一個人文主義的立場代我回答了。在他的晚期著作《人文主義與民主批評》（Humanism andDemocratic Criticism） 一書中特別指出： 巴赫的作品「是經典的德國複調藝術之最高境界（summum），也是接受最新的法國和意大利舞蹈風格的影響之開端……它徹底擊退了那種反動論調，就是說，對傳統或經典的崇拜必然會反對當代藝術和思想的變革」。（中譯本第27頁），其實薩義德的這幾句話也暗含對於當今美國學界的「文化論戰」（culture wars）的批評：不少激進派的學者反對經典和傳統，認為都是多年來白種男人製造的霸權，必須打倒。薩義德在政治上屬於激進派，然而在文化上卻尊重傳統，而且把傳統和經典作了一個嶄新的詮釋。

他用的方法，就是來自音樂。他把文學上的「經典」（英文也叫Canon）和音樂上的「卡農」看做同義字： 「指的是一種對位形式，採用多種聲音，通常是彼此之間形成嚴格的模仿，換言之，這種形式用於表達曲調和旋律的變移、戲謔、發現以及修辭意義上來說的創意。」（頁29）薩義德借用了這個音樂上的典故來說明：閱讀文學上的經典也是如此，不但它本身含有多元的意義，而且「每一次閱讀和解釋都在當下把它重新激活，提供一個再次閱讀它的契機」。薩義德在此書中也再三強調：人文主義也是一個開放而多元的傳統，所以是「民主」的，可以容納「批評」。總而言之，巴赫音樂的創意本質，是得自形式上的多重變化演繹而來。我從中得到的領悟是：傳統和創新不是互相對立或取代， 而是互動和辯證（dialectical）的，沒有傳統，也就沒有創新可言，而創新的契機，往往產生於對傳統形式規範有意或無意間的「變移、戲謔、和發現」。巴赫的音樂就是最著稱的例子。

除了《賦格的藝術》以外，巴赫還有一首《音樂的奉獻》（Musical Offering, Musikalisches Opfer），二者的形式結構相仿，都用了大量的對位、卡農和賦格。這首樂曲，至少在外行人眼裏是冷門。我對這兩首「冷門巴赫」的興趣，也是來自一本至今還沒有讀完和讀通的「天書」的啟發： 美國學者Douglas Hofstadter 所著的Godel, Escher, Bach: An Eternal Golden Braid（《哥德爾，埃舍，巴赫：一個永遠的金帶》，有中文摘譯本），他在這部長達七百多頁的大書的第一章，就舉巴赫的《音樂的奉獻》為例，然後逐步推論到數學家哥德爾的一個未完成的數學定理，和畫家埃舍的幾張畫。畫中的幾個和尚在一個寺院樓裡（像是一個迷津）的階梯上走，上上下下，不停地兜圈子，最後必復歸原位。他認為巴赫的「卡農」和「賦格」的音樂結構也是如此，先有一個簡單的主題，然後轉來轉去，作各種旋律、節奏、和調性的變換，由此又帶出第二和第三個主題，愈來愈複雜，甚至有所謂「鏡像」（單鏡和雙鏡）的「賦格」，可以前後顛倒，互相映照，時間的順序因之也變成空間的展現。如果把音符變成數字（如C 是1，D 是2……），就更好玩了，可以看作數學方程式。

中外人文思想和精神的最高境界

這本書的作者並不是音樂專業人士，他的這一套論述的目的是什麼？我猜倒不是為了宣揚巴赫的音樂，而是試圖展示一個以數目為基礎的宇宙秩序，這個極抽象的秩序可以用在電腦設計，更可以從像埃舍這種畫家的藝術作品表現出來。三者殊途同歸。且不論這本書（至今也成了經典）是否令人信服，倒是使我對巴赫的音樂另眼相看──應該說「另耳相聽」，得到一層新的樂趣。不能說懂，而只能說是從另一個切入點來欣賞，那就是巴赫樂曲形式上的複雜秩序。它甚至可以和數學的方程式媲美， 怪不得很多科學家都喜歡巴赫的音樂。

最後，我還要回到座談會上的第二個問題：演奏巴赫，需否顧及「人文精神」？ 對我而言，以抽象的方程式來演奏巴赫絕不可取。他還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，他生活在一個世俗的世界，往往為「五斗米」而折腰。然而他一生以音樂來祀奉上帝，毫無疑慮。我心目中的巴赫「人文」世界，必定包括他的宗教音樂，特別是《馬太受難曲》，當我聽到那段詠歎調《請垂憐我》和隨後的小提琴旋律的時候，也會禁不住眼眶紅紅的，和英國歌劇導演Jonathan Miller 的感受一樣。此次列夫席茲的演奏，也讓我悟到什麼才是「人文精神」的演奏，因為這不是一場根據樂譜照本宣科的演奏。我從中聽到了不少「弦外之音」， 這些弦外之音，邵頌雄在他的書中與莊子《齊物論》的「天籟」之音相提並論， 是一種「忘我」的境界，不被「外騖名利的世俗心所牽絆，回歸自然的真我，從而達到與萬物齊一的逍遙境界」。（《樂樂之樂》，頁13）

也許這就是中外人文思想和精神的最高境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