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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報 Ming Pao

貝多芬的弦樂四重奏: 一個學習的經驗​
文:李歐梵​
30 OCT 2016

港大的李兆基會議中心的音樂廳的音響,可稱全港第一,最適合聽室內樂、獨奏、或獨唱的音樂會。九月二十四日晚,世界知名的塔克斯四重奏團(Takács Quartet)演出全貝多芬曲目,我當然不會錯過。聽後,主辦單位請我寫一篇樂評,該校音樂系主任, 還送我一本書, Beethoven for a Later Age: The Journey of a String Quartet(直譯為《為後世的貝多芬:一個弦樂四重奏團的旅程》) , 作者Edward Dusinberre(暫譯:杜森拜)就是該團的第一小提琴手。盛情難卻,我只好勉為其難,然而這個任務太艱巨了。貝多芬的所有作品中,弦樂四重奏——特別是晚期的——公認是最登峰造極的藝術品,我等普通樂迷豈敢高攀?至少需要長期聆聽後,才有心得。我只好把這個任務作為一個學習的機會。此處與讀者分享的純屬個人不成熟的聆聽和閱讀經驗。

塔克斯四重奏團演奏的貝多芬

是晚的節目是貝氏的三首弦樂四重奏:Opus 18, No. 2; Opus 95; Opus 131(後文簡稱 Op. 即作品的意思),分別屬於早、中和晚期的作品。我的總體感覺只有四個字:駕輕就熟,四位樂師的互動如入化境,樂器的融合幾乎已達到完美的境界。然而,為什麼我聽後還覺得不夠滿意?是否因為我的年歲關係,聽覺退化?總覺得聲音不夠宏亮?這個音樂廳的音響效果甚佳,但空間還是太大,也許在更小的音樂廳(一百人左右)演奏更適合。還有一個主觀原因:我心目中早已存有一個「晚期貝多芬」的幻覺,和耳朵聽到的「現實」不盡符合。前二首的演奏和我腦海中的聲音差不多,但下半場演奏的升C小調Op.131,似乎奏得太溫和了一點,我聽來意猶未盡。

回家後翻看杜森拜的書,赫然發現該書的前言第一頁就引用此首的開頭片段:第一小提琴獨奏出一個平淡的主題。曲譜上註明:第二小節就開始從弱轉漸強,第三小節又轉弱。瞬息之間,聽眾還沒有進入情况,曲子已經開始變化了。書中說這段短短的獨奏,為全曲的詮釋定了基調,奏得太慢,會顯得平淡無奇,奏得太快,或重音太明顯,又會失去莊嚴。難矣!該晚杜森拜雖然全神貫注,但我聽來總覺得有點平淡。於是腦海中不禁幻想,如果他是匈牙利人,或在布達佩斯受的訓練,是否奏法就會不同?塔克斯四重奏的原班人馬都是匈牙利人,現在只剩下第二小提琴和大提琴手。杜森拜是英國人,一九九三年就加入該團,他的音色似乎本來就不強勁,反而新加盟的美國女中提琴手 Geraldine Walther 音色雄厚而清晰。我看來面熟,原來她就是舊金山交響樂團的前任首席中提琴樂師。或者有人認為:音樂無國界,性別更無所謂,音色反而和樂器本身的質素有關,因此我的說法不成立。即使如此, 我還是覺得, 塔克斯的兩位老樂師選了杜森拜,恰是因為他較容易與其他團員融合無間;一個音色太強,或個性太強的獨奏家,反而是個累贅。記得以前看過一部名叫「四重奏」的電影,故事描寫的就是一個典型:第一小提琴是領導人,出盡風頭,所以第二小提琴手嫉妒,總是想當第一把手。其實二人的地位都很重要。我從書中讀到:塔克斯的第二小提琴手 Károly Schranz 本來就個性溫和,是該團的中流砥柱,在緊要關頭,可以擺平其他團員的爭論。記得東京四重奏的那位日本樂師 Kazuhide Isomura 也是如此,他是該團僅存的創團團員。該團在二○○五年錄製的貝多芬三首中期的 Razumovsky 四重奏,我視為珍品。

我從杜森拜的這本書中學到很多。它是為普通樂迷(而不是專家)寫的,分三個層次切入:他加入該團後如何排練演出,是第一層,讀來饒有趣味;第二層是選擇性的介紹和分析貝多芬的七首四重奏,舉了十多個例子;第三層最難寫,他參照了不少專家研究成果,將貝氏寫作的背景和人物和盤托出。最有意思的是當年在維也納負責首演的四重奏團的第一小提琴手 Ignaz Schuppanzigh,他人長得肥胖,技巧也不見得第一流,然而居功甚偉。杜森拜特別喜歡舉他的例子,顯然在心理上有認同感。此次我聽塔克斯四重奏,反而最喜歡中提琴和大提琴的音色。是晚該團的演出,中提琴坐在最右方,音色聽得很清楚,該團請了 Walther,可謂深慶得人。大提琴手 András Fejér,書中把他描寫得個性很強,對樂曲的詮釋自有一套,有時候兩個「外國人」的意見與他不合,需要他的「同種」中提琴手做和事佬,妙不可言!當今的著名樂團都很國際化,然而種族和國籍的因素仍然潛伏其中,構成一種創意性的緊張。交響樂團的音色尤其如此。

我沒有聽過塔克斯最近錄製的全套貝多芬四重奏唱碟。手頭僅存有阿班貝格(Alban Berg) 和意大利四重奏(QuartettoItaliano)的兩套。此外,還有愛默生四重奏(Emerson String Quartet)錄製的晚期六首。愛默生最令我失望;意大利人奏得中規中矩,但唱碟音響甚佳;阿班貝格的版本速度和強弱變化較大,但唱碟不按作品先後次序,學習時不方便。貝多芬的樂迷們當然自有個人的選擇。

雖然我很喜歡聽四重奏,但對於貝多芬的四重奏卻涉獵不深,總覺得和巴赫的宗教音樂一樣,高而不可及。所以每次聽,都是一個學習的過程。此次的經驗卻令我有點不知所措,因為當晚的演奏,我較滿意的反而是中期的 Op. 95(”Serioso”),而不是晚期的 Op. 131。為什麼我覺得 Op. 95 奏得最精彩,甚至超過晚期——也可以說是貝多芬的一首最大型的四重奏?其實原因很簡單,前者演奏可以一氣呵成,而後者雖然有七個段落或「樂章」,長短不一,互相之間似乎沒有連貫,聽來彷彿雜亂無章。既然 Op. 131 是公認的經典,當然不可等閒視之,於是,我回家猛聽此曲,一遍又一遍,邊聽邊參閱唱碟所附的解說。然而,在閱讀的過程中我遇到一個難題:所有的解說都用了大量的專有名詞,我對於四重奏的樂曲形式,雖然略知一二,但聽晚期的貝多芬,必須從樂曲的形式本身着手,深入了解其內在的規律,才可以悟到貝多芬「離經叛道」的獨到之處:非但是主題和變奏, 還有對位、賦格和最關鍵的sonata ( 是否必須遵照 ABA 的模式)。貝多芬的四重奏和他的九首交響樂不同,基本上它沒有動聽的旋律,甚至連優美的和聲也闕如。此次演出的第 131 號更是如此。我非行家,在此只能泛泛而論(否則也會令讀者不快)。

總的來說:晚期的貝多芬在形式上愈來愈「離經叛道」,不按理出牌,違反了四重奏作曲法的成規。然而,古典音樂必須有成規,其創意也必須在成規範圍以內進行。所以有的評論家, 如 Bernard Jacobson(Alban Berg 四重奏團錄製的全套貝多芬四重奏唱碟的解說人)就論道:晚期的貝多芬喜歡走極端,他的晚期風格是「史無前例的複雜,也史無前例的簡單」,二者同時出現在同一個作品之中。真是一語驚醒夢中人。果然不錯,Op. 131 從最簡單的第一小提琴獨奏開始,樂師一個接一個加入,調性也開始變化,強弱對比愈來愈複雜,到了第四樂章,更是千變萬化,令人透不過氣來。然而,突然第五樂章來了一個輕盈的快板,跳起舞來了, 其實是一個短短的詼諧曲(scherzo),以撥弦的方式,使聽者(至少我這個聽者)「耳目一新」。到了第六樂章,又突然進入莊嚴的「禪修」境界,肅穆中帶有溫馨,令我心平氣和,把雜念掏空。然而這個樂章的肅穆氣氛持續不到兩分鐘就斷了,下面的第七樂章似乎又把第五樂章的主題拉回來,變奏一番,變來變去,第一樂章的主題彷彿又在此出現,但變了形……我正覺得沒完沒了,不料全曲戛然而止。這就是我這個初學者「不知所措」的聆聽經驗。

貝多芬的晚期四重奏

記得數年前我開始聆聽貝多芬的四重奏,先從最晚的 Op. 135 聽起,是受了昆德拉的影響,他的小說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》中提此曲的第四樂章的兩個相互呼應的樂句,將之變成一個人生哲學的問題:「須如此?必如此」(Muss es sein? Es muss sein,我曾為文記之,此處不表)。杜森拜在書中把背景說得一清二楚,其實是一件很平庸的典故, 昆德拉說得太哲理化了。然後我聽 Op. 130,聽到第五樂章的 Cavatina 段落,大為感動。讀了杜森拜的書,才知道連老貝自己都感動得流下眼淚。英國小說家沃爾夫(Virginia Woolf)自殺後,她的丈夫就想用這一段小曲作為她的葬禮音樂。我以為 Op. 130 才是貝氏真正登峰造極之作,這一段只有七分鐘,但足可使此曲不朽,何况還有其他五個樂章,而最後的「大賦格」一個樂章就將近二十分鐘,超出整個四重奏的結構範圍,所以貝多芬才接受朋友意見,作了這個||另一個版本,短得多,也是貝氏真正最後的作品。

我等樂迷都喜歡聽原來的大賦格樂章,而一般四重奏團似乎更喜歡演奏聽來較傳統的第二個較短的版本。杜森拜在書中坦白說:演奏大賦格太吃力了,實在吃不消。好在「大賦格」在貝氏的全部四重奏作品中也可以獨立存在。甚至還有管弦樂改編的版本,聽來氣勢更磅礴。杜森拜個人似乎更喜歡貝氏晚期作品中的 Op. 132,乃老貝病後痊癒所作,感謝上天。我聽來並不感動,只覺得有點宗教味道,尚無心得,須要繼續聆聽,才可以悟到其妙處。

在寫此文的過程中,我偶然記起,似乎聽過 Op. 131 的交響樂版本,於是找出伯恩斯坦指揮維也納愛樂的貝多芬交響樂全套版,果然不錯, 內中不但有管弦樂演奏的 Op. 131,還有 Op. 135,為什麼我以前聽後沒有印象?此次重聽,發現七十年代伯恩斯坦到維也納之後,好像脫胎換骨,變成另外一個藝術家,而且也把這個老樂團帶到雲端。第131號的第5、6、7樂章在他指揮下,奏得驚天動地,鬼哭神嚎,連他自己的呼嘯聲都錄了下來。這是兩場嘔心瀝血的演出,伯恩斯坦不愧是大師!也許這種奏法有點離譜,但這一次它徹底改變了我對此曲的態度,認為絕對可以和第130 號並駕齊驅,成為貝氏晚期四重奏的兩大里程碑。伯恩斯坦指揮的第135 號也令我刮目相看( 或「刮耳相聽」),最後樂章的問答真的變成生死相關的大問題了。也許這不是「純貝多芬」的詮釋法,但我聽來甚至超過他錄製的馬勒交響曲。誠然,這又是我此時此刻的主觀心理作祟。

到底貝多芬的「晚期風格」指的是什麼?我的知識來自薩義德(Edward Said)的一本書,就叫做《晚期風格》(Late Style)。這位文化理論大師討論的不止是音樂,還有文學。他認為偉大的藝術家到了晚年有兩種性格趨向,從作品中可以表現出來,一種是豁達的成熟智慧型;另一種就是貝多芬所代表的掙扎不已的「不安」型,所以愈到晚年,作品的形式愈離經叛道,它的特色是斷裂的、零碎的、艱澀的。Op. 131 足以作為代表。薩義德的觀點一部分來自德國的哲學家阿多諾(Theodor Adorno),此公的思想和文章本身就艱澀難懂。薩義德特別引用了他一段話,作為總結,此處簡譯如下:

「這種斷裂(caesuras,或 fissures),也就是樂句之間的突然間斷,是他最突出的風格,也是他掙脫一切的時刻,作品回歸靜止,同時又像被遺棄,把(留下)的空白直面向外。只有在此時,第二個(樂句)斷片才被加進去,它被掙脫後的主體的魅力變了形,又與前一個不論是好是壞的音符連在一起;其神秘之處在二者之間,也只有二者共同創造的音符才激發出來。」( 引自 Richard Leppert 編 Adorno 的 Essays on Music,第567頁。)

這是典型的阿多諾文體,充滿了抽象和隱喻。我的譯文雖從英文譯出,盡量存其原汁原味(括弧中所加的是我的臆測),但還是可能有誤,敬請行家指正。阿多諾認為貝多芬的晚年作品已經放棄樂曲的「發展」,而全是「過程」,就像「兩極之間着了火,而不再容許穩定的中間或自發性的和聲存在」。然而他又在文中註明:這絕不是作曲家個人主觀情緒的混亂所造成的,樂曲背後的成規(convention)仍在,甚至以毫無雕琢的方式在斷縫中出現。因為他堅持作曲的藝術和作曲家本人無關,而必須是音樂本身,這是一個極端形式主義的說法。薩義德的晚期風格論則包括作家心態,雖然他引用阿多諾,其實已經背道而馳了。我的理解有限,無法窺其深奧,只有聊備一格,立此存照。

走筆至此,也該打住了,不然讀者一定以為我走火入魔。也許我下意識之間已經受了阿多諾觀點的影響,所以在本文中幾乎一句不提老貝的身世。他晚期的六首弦樂四重奏,都是在耳朵全聾的情况下寫出來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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