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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朱曉玫共進早餐
文：張力奮
07 NOV 20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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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絕對是我採訪生涯中與被訪者距離最近、幾乎不用趕路的一次。我在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做訪問教授，住半山上柏立基學院(Robert Black College)19室；朱曉玫到港大開鋼琴獨奏會，住51室。這幾天，多在學院早餐時見到她，打招呼。她總是在餐桌上匆匆扒拉幾口，又趕去練琴了。這位定居巴黎的華裔鋼琴家，離開中國大陸35年後，第一次回祖國巡演。 “一國兩制”的香港，是她的首站。
約她星期一在柏立基學院早餐，是在小說家陳冠中、於奇夫婦為曉玫的接風晚宴上敲定的。曉玫與於奇是相知20多年的好友。那天午後，曉玫身著幾乎成為她個人標記的一襲黑衫，緩緩上台，一個90度深鞠躬，轉身、彎著腰，雙手調整琴凳的高度，坐定，開始她每天必作的功課—— “哥德堡變奏曲”（Goldberg Variations）。一首30多年間她已在琴鍵上敲擊過上萬遍的巴赫名曲。
早晨7點45分，朱曉玫穿過學院的月洞門迴廊，準時出現在餐廳。她身著褐色的休閒衫，顯得疲累、缺睡的樣子，步子有些沉重，走向餐桌。我問她休息得如何。她搖搖頭說，沒睡好。
這是間有些老派英式風格的學院餐室：赭紅色木地板，長餐桌。天色還早，餐室裡只有朱曉玫、我和前後落腳的她的法國助手米歇爾。窗外，林間有飛鳥唧唧鳴叫，掠過柏立基學院藍色的琉璃瓦頂。晨暉中，孕育溫潤的光澤。
1949年生於上海，曉玫是紅色共和國的同齡人。今年，她65歲。在巴黎、倫敦、紐約、柏林，任何一個國際音樂都市，樂迷對曉玫的印像是她的低調、普通。除了琴鍵上的巴赫音符，她不露痕跡地生活。有一次，她在演出前去音樂廳練琴，進門時被保安人員擋住，告訴她，早上菲傭已經來過，不用再打掃了。她倒不以為辱。除了她的琴聲，別的並不重要。她梳著這年頭早受冷落的的同花頭，過耳的短髮，前額是流海，留有三十多年前中國國門初開時的印記。
我和她都點了份中式早餐。她走去自助餐檯，取了杯橙汁，坐下。我用大陸最通用且不會出錯的稱呼，叫她“朱老師”。
我說，如此漫長的等待。你對回中國演出，好像一直很猶豫。為什麼？你擔心大陸的聽眾不能欣賞你？
“是的。太擔心了！我經歷了漫長的過程，才理解了外國音樂。不過，最近很多中國的樂迷讓我感動。他們不是專業音樂人，根本不知道朱曉玫是誰，但就喜歡我的CD，覺得我的東西不同，在網上到處找。”
前一天，港大獨奏會上，最後是對話環節。主持對話的港大音樂系主任問她，為何要等30多年，才有這次故鄉演出行？她答說，她已不再年輕，也不知道還能彈多久，不想再等。她說：“文革時，我們那代人沒有書讀，沒有音樂，幾乎十年中國沒有學校。我想為我們這代人出口氣，爭口氣。”說罷的那一瞬，聽得出，她哽咽了。
我問她，你很怕回國嗎？
“很怕！因為我從小出身不好，整天受批判，整天寫檢查，批評和自我批評。一場惡夢。那時，我12歲。有一次，我被關進一間小屋子，關了三天，讓我自我檢查。對一個孩子來說，這很殘酷。”
曉玫低著頭，慢慢喝粥。完全沒有料及，我們的談話會如此快速地滑入她最不堪回首的那段人生。我扯開話題：你在巴黎演奏，也有這種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感覺嗎？
“也有。有的時候，我突然覺得，台下的聽眾都是來審判我的。”
你為何只開很少的演奏會？
她轉向坐在鄰座的米歇爾，她的義工助手，也是她自傳的捉刀者，一部有關曉玫的紀錄片編導。她用法語向他核實了幾個詞。
“是我對自己沒信心。我在中國國內受的教育，最大的殘缺，是缺乏信心。我不相信自己。這很痛苦。每次演出前，我對自己就有100個疑問。演出後，還是在想，為什麼我這個沒彈好，那個沒彈好。這種過分的缺乏自信，就變成心理上的殘疾人。”
餐廳漸漸喧鬧起來。柏立基學院，建於上世紀六十年代，專為遠道而來的各國客座教授、學者和到訪者而設的臨時宿舍。近八點半，學者們開始露面，前來向早餐報到。餐廳的玻璃門前，有個樸素的中式迴廊。迴廊中間，落一個小庭院。陽傘下，三兩花園椅桌，伴著四、五棵斜蠻生長的老樹，向不高的天空，伸出枝丫的手指。
難道她對藝術的苛求、自責與完美主義，竟源於當年毛澤東時代那種懺悔式的自我批評？
“大家都這樣。從小，我們沒有自我表揚的，都是自我批評和互相批評。這跟國外的教育很不一樣。那個年代，在中國，你總是在想，我什麼地方做錯了。”
我第一次聽聞朱曉玫的名字，是在倫敦，那是十多年前。一位懂音樂的友人說，有位女鋼琴家，上海出生，旅居巴黎多年，在塞納河畔過著隱者的孤獨生活。獨身的她，躲在音樂後面，只與巴赫為伴。她的成名作，就是此次首次中國巡演的曲目——“哥德堡變奏曲”。
曉枚對自己近乎苛刻，很少答應開獨奏音樂會，且不願選規模大的音樂廳。這次在港大，她擔心音樂廳太大，曾提出只賣中間的座位。在法國與歐洲，她每有演出，有的場次的票提前半年售罄。演出後，她的粉絲幾乎每次都全場起立，向她和她琴鍵下的巴赫致敬。在巴赫墓前的那場演出，她是用琴聲為一位先人掃墓祭奠。中國人習慣在墓前跟逝去的長輩說幾句話，得說出聲來。她用的是音符。那天，是長達5、6分鐘的掌聲與全場起立。她把送她的一束花，放在巴赫墓前，久久躹躬。
我對她說，港大獨奏會那天，我遇見幾位她的中學同學，還有他們送的碩大花籃，題籤上寫著“曉玫中央音樂學院附中同學賀”。 CD簽名儀式上，我看到她與幾位上了年紀的老人擁抱，不多言語，眼中都見淚光。我猜是她的老同學。當時，一位男子指了指花籃，對我說，他就是曉玫的老同學。
“我知道有幾位同學會來，沒料想來了那麼多。一個坐了輪椅，殘廢了。他原來學聲樂的。沒想到他會來。他已癱瘓，手也不能鼓掌，路不能走了。文革中，他的出身很好，但是他跟我們這些狗崽子泡在一起，也不去造反。我印像很深。”
曉玫將兩丸藥片放在桌上，像是維他命片。她用力把片劑掰成幾小塊，放入水杯中，等到化勻了，才慢慢吞下。曉玫說，這些中學同學，快50年沒見面了。再度相逢時，已過去半個世紀。
我問，當年的老同學中，還有多少人在從事音樂？她搖了搖頭，有些落寞與無奈。她說，寥寥無幾。
“我們這代人，受的苦難太多，又去了農村。當時，我妹妹才13歲，她去了北大荒。那裡的田埂非常長。出工時，隊長把午飯放在一望無際的莊稼地盡頭。誰先到達田頭終點，誰有飯吃。你要是乾得不快，就沒吃的了。她晚上從沒脫過衣服睡覺，都是裹著大衣睡。太冷了！最慘的是，我們這代人沒文化，沒書念。那時候，想听到一張唱片，要跑上幾十里路尋找。七十年代初，我拿到一盤錄音。是貝多芬的交響樂。轉錄時，我碰錯了鍵，全都消掉了。我嚎啕大哭，好像死了人，所有人都嚇壞了。抹掉的音樂，永遠回不來了。”
曉玫指了指我的碗，粥要涼了。她側身，請米歇爾幫個忙，幫她拿些水果。
我問她，為什麼喜歡上巴赫？跟你的個人境遇有關嗎？
“肯定有關係。因為東跑西顛，生活沒有著落。在美國的幾年，我換了35個住處。一個人，沒有家，就沒有安定感。這個安全感，得從音樂里頭來找。 ”
朱曉玫經常說起這段故事：八十年代初，初到美國，她寄宿在一個美國人家庭。每天聽到她死命練琴，家里人覺得心煩。他們說，你能不能少彈一點，我們都是有工作、要上班的人。 “但是，我發現，只要我彈巴赫的曲子，他們就不說我。”
八十年代初，在美國的那幾年，曉玫最是煎熬。她當過保姆，看孩子，做過清潔工，還幫人做過菜。只要那裡有架鋼琴，能讓她練琴就成。後來，她搬到了一個寧靜的小村落。臨近1985年，美國的生活動盪無度。她想去巴黎闖一闖。村里的美國鄰居聽說了，都勸她別去法國。說到此，曉玫瞄了一眼她的法國助手，說：“我的美國鄰居說，法國，糟糕的地方。你又不懂法文！待這兒。別走！”
竹籠屜裡的點心，涼了。剩下的那隻叉燒包，已無剛出爐時的光澤。曉玫說，最後，她還是隻身去了巴黎。她對巴黎的最早記憶，是母親的法國香水。文革中，香水瓶砸了。母親是個鋼琴家，是她的啟蒙老師，還是個畫家。在國門禁閉的年代，母親時常提起遠方的羅浮宮。曉玫說，她想闖進巴黎這個夢。
你出國很早。 1980年。還記得第一次出國的情景嗎？
“記得，離開北京時，就是生離死別。走了，覺得不可能再回來了。那時，出國的人很少，也沒有想到世上會發生如此大的變化。現在出國，在地球上走來走去，就如同上公園一樣。那時候，我等簽證，從1978年年一直等到1980年年，等了兩年。”
曉玫的眼神，有些迷離1949年，共和國成立。父親在上海開的那家診所，維持不下去了，一家人只能北上，投奔在北平的姐姐。姐姐在那裡開了一家電料行，沒過幾年，也公私合營了。父親的頭上，懸著“內定特務”的巨大陰影，封凍了全家人的希望。1980年熬到年，雖說中國國門初開，光亮開始回到人間，曉玫還是一心要走。
“對我出國，我媽媽就是不說話。我曾被拒簽多次。等我拿到簽證的一刻，她一下子哭了。她說，你拿到簽證了，我失去我女兒了，你一去不復返了。我堅決要走，當時，我對中國非常失望。我甚至想，即便游泳也得出去。”她當時已考進中央音樂學院研究生。導師是鋼琴名家周廣仁教授。她說，孩子們，去吧。你們都還年輕。
餐桌的一角，放著兩張朱曉玫的CD，其中一張是剛出的“哥德堡變奏曲（Goldberg Variations）”。今年六月，她應邀在德國萊比錫聖托馬斯教堂，在巴赫的墓前演奏這首曲子。巴赫曾在那裡擔任樂長，長達20多年。此作品，作於巴赫的晚年，是他一生最重要，結構最恢弘的作品。全曲共30段變奏，加上前後兩個主題據說，1741。年，一俄國駐德國的使節患上失眠症，要鍵琴演奏家哥德堡找他的老師巴赫寫一些曲子，可供他失眠時演奏。這就是“哥德堡變奏曲”的來歷。
為什麼選了巴赫最難，最長的一部曲子？
“曲目長，在朋友家練琴的時間就能長一些。當時，每天我吃一個小橘子。一籃小橘子，10法郎。胡蘿蔔最便宜，加上米飯，好幾箱方便麵，就這麼過日子。朋友們都擔心我營養不良。好在老天爺有眼，我也沒生病。每天就吃方便麵，再打一個雞蛋。”
為了不冷落她的助手，曉玫不時用英文，法文通報我們間談話的進展。巴黎有恩於曉玫。在那裡，她遇到第一個恩人，伊朗巴列維國王御醫的女兒。她聽了她的巴赫，她收留了曉玫，邀她住進家中。如同當年歐洲宮廷供養音樂家，藝人那樣，她養了曉玫五年。
每天彈至少三，四個小時，你彈了三十多年的“哥德堡變奏曲”？每一次都有新的感驗？
“彈琴，有時候感覺差一點，有時候感覺好一點。就像吃飯，喝水，睡覺一樣，是生活自然的一部分。你並不覺得彈琴是件強迫的事情。”
聚光燈下的朱曉玫，比起餐桌上的她，更低調。看她出場，有些猶豫，像是被她的巴赫老師趕上了舞台。她謝幕，總是深深地鞠躬，面露歉意。你並不覺得她享受如雷的掌聲與榮光。她只是老巴赫的僕人。老巴赫是曉玫的庇護所。經年累月地練琴，她的背已微微隆起。說話時，她很少用她那雙彈琴的手，沒有手勢。
“巴赫，他非常平衡，非常深刻，非常高尚。生活中，那種高尚的東西，只有在音樂裡找到。你想，以前在中國，完全不把你當作一個人，可隨便把你關押起來，可隨便把你殺掉。等到上大學時，就因為爸爸是內定特務，我上不了，姐姐也是。沒有人信任你。巴赫的音樂裡，你是一個人，平等的人。”
桌上，已沒有什麼可吃的東西了。餐廳，已坐滿。每張桌子，都有閒聊各自的故事。
當年的那架鋼琴，還在嗎？
“在，還在北京，父母去世後，就放在姐姐家裡了。我母親要我學鋼琴。文革時，為了讓我練琴，我母親在嚴冬下披著厚厚的毛毯，在門外為我站崗。我最大的遺憾是，她從來沒有聽過我的獨奏音樂會。每次回國看望父母，我嫌家裡那架鋼琴不好，不願彈。沒有心思。沒那個心情。父母當時還住在北京的一個小破屋裡，生活並無改善，也沒有洗澡地方，很慘。那架琴，放在一個角落裡，常年沒調音了。回到北京，我不太想見人，自己躲起來，只陪著父母，不出去。我的自卑感，根深蒂固。”
你不是已經很成功了？
“我好的時候，不願意讓人家知道。壞的時候，也不願意讓人家知道。這是很複雜的問題，只能靠心理醫生來解答了。”
這次，是香港大學CMT團隊的苦心相邀，促成了她35年後首次大陸巡演。
“香港，介於中國和西方之間。我有點安全感”她說。
但此時的香港，正值多事之秋。我還記得，她舉辦獨奏音樂會那天，在通往百年校園李兆基會議中心的路上，不時可見支持“佔中”的激情標語。觀眾席上，有的學生可能剛離開金鐘“佔中”露營地的小帳篷，趕來聆聽巴赫。
答應港大之後，中國大陸的經紀人也聞風追來，搭上便車，遂有這次攜巴赫返故土之行。
曉玫似乎很難擺脫那段痛苦記憶，1980年，她第一次出國。媽媽想賣掉家裡這架羅賓遜鋼琴，湊錢幫她買機票。“我都找好買主了。他們到家裡拿琴的時候，我媽一下子哭了。她說，你要走了，鋼琴也走了，我還怎麼活？我說，不賣！不賣了！這是架英國鋼琴。外公是跟英國做生意的，他帶回這架鋼琴，給我媽媽當陪嫁。”
我開玩笑說，其實，當下中國最受追捧的民族樂器，不是別的，就是鋼琴。據說，大陸學鋼琴的人數，已超過3000萬人。
曉玫將我的話，用法語翻譯給米歇爾他們大笑她說：“！學音樂，真得自己喜歡要靠它去謀生，實在太難了”
我問，你真覺得巴赫是一個佛教徒嗎？那天的音樂會上，曉玫在對話時，提到了老子和佛教。
“我在跟聽眾開個玩笑。不過，我這麼說，也有道理。巴赫有個名曲，就是”賦格的藝術“。他並沒有寫完。他的兒子說，是因為父親病了才沒有完成。但我有疑問。我覺得他是有意為之。”
你是說，中國古人講的留白？
“這個留白的說法，有說服力。我一直有疑問，這個曲子，已經快到結尾。巴赫為什麼不完成？他是個很嚴謹的作曲家，不會說停就停了？我覺得，巴赫有東方的哲學思想。”
如果巴赫老人坐在台下，聽你的演奏，他會怎麼說？
“我是中國人，不會說他很喜歡我。至少，我不會讓他生氣。”
你給了巴赫30多年的時間。見到他，想問他什麼嗎？
曉玫支吾了一會說：“我會對他說，你從來沒有聽說過中國，也不認識中國人但我要告訴他，中國人熱愛你的音樂我一直想跟他說這句話。中國的人口，佔了全世界的一半……”
我慌忙糾正她：“！朱老師，中國人口沒那麼多佔四分之一”我很怕她的中國人口數據，變成現實即便是預言，也很可怕。
曉玫正完成小碟中餘下的幾片西瓜對一個鋼琴家來說，她的手顯得偏小，手指也不修長或骨感我問及她的作息，她回答說：“早上一起床，得活動手指，去試琴，然後就是午覺，睡得越多越好。睡覺，是唯一讓我放鬆的事情。”
每天要練多少時間？
“每天不一樣。若能練上5個鐘頭，我心裡就踏實了。”
我想起音樂會上那部以曉玫為主角的紀錄片，除了阿爾卑斯山的冬雪，莽莽黑森林與林澗山泉，還有個鋼琴邊上來去自由的黑貓。我曾問米歇爾，這部影片，拍了多長的素材。他說，成品的12倍。他自嘲說，剩下的影像素材，絕大部分是貓的活動記錄。攝影機，架在鋼琴前。拍到貓很容易。要曉玫合作，很難。
“我是想，萬物有靈啊。貓要拍進去，不光是人，山水啊，要萬物的和諧。”曉玫笑著辯解。
– 你自家的貓？
“不是。鄰居家的。我的家那麼小，養不了貓。我對貓有些過敏，但我喜歡貓。貓不打攪人。而狗就是要吸引你的注意力。貓非常獨立。我怕狗。”
這些年，她經常提起老子。她說，出國前，她從沒聽說過老子。小時候，我拼命彈琴，讀西洋書。約翰克里斯多夫，我知道。中國的東西，卻知道很少。到了巴黎，是法國人告訴我，你們中國有位偉大的哲學家。
“在國外生活，沒有中國的東西，你會生活不下去的。”
這次回大陸巡演，要去濟南，上海，北京，廣州。其中，在老家上海，加演一場。她說，北京音樂廳那場，是義演。父親生前有託付，要我支持“臨終預矚“這個倡議，是羅點點，陳小魯幾位發起的。
“最近，一直在想辦義學的事情，中國孩子學鋼琴，要化很多錢。有什麼辦法能讓孩子們學琴，但不用靠錢堆出來。”
上海是老家，你答應加演一場。
“去上海演奏，感覺會很特別。我很想我媽媽，想去我們家當年的老屋看看，就在法國公園的後門，一個兩三層的小樓。去上海演出，是我替我的媽媽還個願。”
我說，我問完了。她起身道別，去練琴。幾分鐘後，她匆匆返回餐廳，取走她忘在餐桌上的房卡。我問她，朱老師，你有幾個兄弟姐妹？你排行老幾？
她邊撤，邊回頭回答：“！我們家，五姐妹我排行，老三這個問題，請一定不要問我媽媽！”
